前文《为什么说1934年本来有机会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讲到，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后，恰逢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敏锐的向“左”倾中央领导人建议，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赣地区，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以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还可以趁机有力支援第十九路军。
如果迅速贯彻落实的建议，是完全有机会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的。但遗憾的是，“左”倾中央领导人在军事上一窍不通，根本不知道这个建议正是红军摆脱危机的宝贵机会，对的建议直接无视。竟然一意孤行地发动广昌保卫战，导致红军伤亡5500多人，广昌失守。广昌战役之败，决定了中央苏区已经保不住了，逼得红军只有战略大转移一条路可以走！
在会昌病休的听到广昌战役大败的消息，痛心疾首又无比震怒，可指挥大权握在“左”倾中央领导人的手里，他无可奈何！就在这几天，因为叛徒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的出卖，云集了中共中央党政军机关的瑞金沙洲坝遭到军飞机持续三天的猛烈轰炸，中央苏区党政军机关不得不第三次搬迁，从沙洲坝迁往瑞金城西19公里处的云石山。
中央苏区党政军各机关迁往云石山，驻扎在云石山下的村庄里，则在云石山山顶的一座名为“云山古寺”的寺里居住。8月底，被“左”倾中央领导人排挤的张闻天结束了奉命去闽赣省巡视的工作，也搬到云山古寺，和成了邻居。之前，信奉王明“左”倾路线的张闻天曾多次批判过，如今因为越来越不赞同“左”倾中央领导人的所作所为而遭到排挤。
“左”倾中央领导人特意把之前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安排由张闻天担任。这一任命一箭双雕，既削弱了的权力，又打压了张闻天。但自两人成为邻居后，本是两条不同轨道上的人，得以走到了一起——张闻天主动向靠拢，他们从共同喜爱的文学话题谈起，谈着谈着，张闻天向大倒苦水，包括他内心的苦闷以及对“左”倾中央领导人的不满。
张闻天和“左”倾中央领导人的裂痕，始于对广昌战役的不同看法，张闻天批评“左”倾中央领导人，认为广昌战役是同敌人死拼才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但反过来，“左”倾中央领导人却批评张闻天是机会主义思想，两人闹得不欢而散。自此，“左”倾中央领导人就开始排挤和打压张闻天，只不过没有像对那样死命对张闻天进行排挤和打击而已，张闻天对他的做法极为不满。
张闻天对一针见血地描述“左”倾中央领导人的最大特点：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对“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正是由于害怕他的这种拿手好戏，使得张闻天反“左”往往是胆怯的，反一下“左”，就得赶紧转过来反右。张闻天的话，也极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左”倾中央领导人对动不动就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就这样，两个被“左”打压的人联合起来共同反“左”了。
自广昌保卫战大败之后，“左”倾中央领导人和李德就萌生了率领红军主力实施战略大转移的想法，他们先是于7月7日派出寻淮洲、粟裕等人率红七军团东征，朝闽浙赣方向东征、北上；接着于8月初派出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人率红六军团西征，以求与贺龙、关向应的红二军团会合。如果这一决策成功，“左”倾中央领导人和李德就要率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去西征。
当时，只有极少数中共高层决策人物知道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大转移，因为“左”倾中央领导人和李德已经认识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9月26日，张闻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初步透露出红军准备实施战略大转移的重要信息，以便红军上上下下为战略大转移“公开动员、公开准备”。
这时的早已经被“左”倾中央领导人数次打压而被边缘化了，只留下一个徒有虚名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就这个职务，还是因为在中央苏区干部群众中有极高的威望才得以保留的。被边缘化、被闲置起来的已经无权过问最高决策了，他奉周恩来之命，带着一些工作人员前往于都，他去于都的名义是“指导当地的县苏维埃的工作”。
实际上，是奉周恩来之命，具体考察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摸清了情况之后，就于9月20日复电给周恩来，反馈的意见和提出的建议为中央决定长征从于都方向打开突破口提供了有力的依据。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与宣言，各路红军从第一集中点开始移动。在宣言中虚晃一枪，宣称自己是“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其实，这就是主力红军！
而且，行动方向也不是“北上”，而是西征，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长征”的开始。开始西征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到底要走多久，要走多远。在这个节点上，李德成了最忙的人。早在夏天，为了准备红军主力的战略大转移，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左”倾中央领导人、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了“最高三人团”，“左”倾中央领导人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
这表明，李德是事实上红军的最高统帅。广昌战役红军大败，“左”倾中央领导人和李德就认识到，中央苏区守不住已成定局。在红军主力准备西征时，中共中央还决定，在江西设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三人团”决定高级干部的去留。很显然，西征风险虽然大，但留下来的风险更大，甚至生死无法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