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才刚一到任，就率领红15军参加了赣州战役。激战中，朱良才亲临火线，奋力率部抵抗，在最危急时刻，朱良才亲自带领大刀队，与敌人短兵相接。由于朱良才等部誓死阻敌援军，才使主攻赣州的红三军团免受强敌夹击。在战火中，红15军逐渐锻炼成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在193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朱良才被中革军委授予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保卫中央苏区的广昌战役失败后，朱良才调到红五军团第34师工作，因为师里已有师长和政治委员，组织上任命他担任政治部主任。在湘江战役中，朱良才枪伤复发，被送到医院治疗。过湘江后，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很关心朱良才的伤势，就让他跟随军委总卫生部走。朱良才在总卫生部得到了较好的治疗，伤势逐渐好转，就帮着做些工作。总卫生部部长贺诚见朱良才很能干，遂向上级打报告，让他担任总卫生部政治委员。朱德同意总卫生部的意见，这样，朱良才就留在了总卫生部当政治委员。在朱良才的领导下，完善了红军总卫生院的编制，保障了红军卫生工作的开展。
在长征中，粮食和水、住房都很困难。总卫生部随中央行动，虽然粮食难搞，还是能搞到一些。但搞到粮食无法带走，因为伤病员都是病号，尚不能自理，粮食自然无人去背，所以粮食一直很困难。后来伤病员多了。为了加强伤病员的管理，另外组织了一个野战医院，由朱良才任政治委员，杨立三任院长。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8月初，红军总部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合编，分左右两路经草地北上。这时，杨立三去军委汇报工作，没再回来工作，整个医院的担子都落在了朱良才的身上。
过草地的困难很多，几百名伤病员大都是重病号，没有粮食，缺少药品，环境恶劣。怎样才能带领他们安全地走过草地，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朱良才回忆说：“许多人饿得走不动了。我找到了一条狗，把狗杀了。由于人多，我把狗肉煮成汤，请医生和伤病员喝狗肉汤。这次喝狗肉汤的事，给许多人留下了极深的记忆，因为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一碗肉汤就救了他们的命。总后勤部副部长张汝光同志当时是医生，直到几十年后，他见到了我，还提及此事。这件事虽然不大，可看出了那时同志间的友爱，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海军副参谋长范朝福，当时是政治部的干事，过草地时没了粮食，没法过了，我就把干粮袋里的粮食倒了两碗给他，靠这两碗粮食，他过了草地。全国解放后，空军搞演习，我参加了。因多年不见，我已不认识他了，他却还认识我，给我敬了个礼。见我记不起他来，就说：‘老首长，你不认识我了？我叫范朝福，过草地时，没了粮食，是你给了我两碗，不然，我也没有今天。’我这才想起了此事。为此，我很感慨，一个帮助别人解决了困难的人，雪中送了炭，对方永远不会忘记的。”
1935年10月，朱良才被调到红31军任政治部主任，军长是王树声，政委是詹才芳。当时对于红一方面军的干部，红四方面军中一些人比较敏感。因此朱良才讲话很谨慎，开会时，他请詹才芳参加，并在讲话中避开这个方面军、那个方面军的话头，一切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朱良才在政治部一连开了几个会，每次都请詹才芳参加。詹才芳对朱良才的工作很满意，并把这情况反映给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说：“朱良才这个主任不错。”
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会师后，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军政干部学校，朱良才被调去担任校长兼政治委员。1936年10月下旬，红5、红9、红30军在靖远附近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11日，中央决定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这时，军政干部学校改名为教导团，朱良才任教导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教导团也随着红四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
由于孤立无援，西征军最后以失利告终，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1937年1月1日，西路军主力红5军攻占高台县城，敌人重兵围攻高台。红5军将士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高台失陷，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3000多名指战员都牺牲了。红5军失败后，西路军的形势异常危急。这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陈昌浩对朱良才说：“如今形势危难之际，你去5军当政治部主任吧。”朱良才想：5军都不存在了，我还去当什么主任呀。心里这样想，但又考虑还是以大局为重，就回答道：“好吧。”
◆1939年，朱良才（左起）王平 刘澜涛 刘道生 唐延杰 赵尔陆 舒同 杨成武 吕正操 聂鹤亭在晋察冀。
红5军当时只剩下几百人，政治委员黄超带着这几百人行动。朱良才去后，问他怎么办，他也没说什么，朱良才也没再问。吃饭的时候，彼此谁也不说线军已名存实亡，能收拢的几百人只好补充到其他部队，不久，红5军建制撤销，朱良才被调到红30军政治部当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红30军同敌人打了几仗，未能改变困难局面。部队子弹打完了，伤亡很大，情况十分危急。在石窝，总指挥部开了会，决定把剩下的几百人分为左右两路军，左路以红30军为主；右路以红9军为主。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在宣布分左路右路人员时，要朱良才到右路军，跟王树声一起负责部队的指挥工作。
1938年1月朱良才（后排右二）谢觉哉（前排左四）与赴苏治病的贺子珍（后排左三）等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合影
朱良才跟右路军出发，天亮之后，队伍又被打散。朱良才身边，只有李聚奎、方强、徐太先和十几名战士。朱良才和这十几个人在祁连山里与敌人周旋。没有粮食，他们杀了战马充饥；没有水喝，他们吃雪止渴。四天后他们商量：这样在山里转下去，即使不被敌人抓住也会冻死、饿死，便决定出山，探风声。结果，被一股搜山的敌人发现。幸好旁边山上响起了枪声，敌人向枪响的地方跑去，朱良才、李聚奎、方强等领导同志才趁机脱身跑掉，但不幸的是他们几个也跑散了。朱良才单身一人，决定寻找部队。朱良才在回忆录《风雨磐然》一书中感慨地写道：“……想到从1927年参加革命以来，我在革命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十年了，是中国使自己走上了这革命的征途。这十年中有痛苦，有欢乐，每当遇到困难和痛苦时，总是党使自己增强了信心，展示了光明的前途。而今天，部队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许多战友和领导都牺牲了，想起这些战友和领导同志的音容笑貌，一股悲愤之情油然而起，对敌恨的烈火在胸中燃烧着。”
失去了组织、队伍和战友，朱良才孑然一身，孤苦伶仃，沿途乞讨，化装潜行前往陕北。
经过36个日夜的流浪，真是九死一生，朱良才终于走到了甘肃镇原县。一打听，知道这里驻有红军，正在营救西路军失散官兵。当这位面孔黑瘦、胡子拉茬、衣衫褴褛的“叫花子”，跌跌撞撞地出现在援西军某团团部时，谁也没有想到他就是援西军正要寻找的目标之一朱良才。为了尽快营救西路军将士，朱良才主动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专门做营救工作，被任命为秘书长。由于他有亲身经历，对失散红军认得特别准，很快找回了许多红军干部，为我党挽回了一大批骨干力量。1938年春，朱良才到中央党校学习。（未完待续）
◆1938年，经谢觉哉、王定国介绍，朱良才和李开芬在兰州“八办”结为夫妻。此图为二人的结婚纪念照。
红13师驻军新华庵。选送去红校及第二步兵学校及军事连的学生，均于齐集。政委去37团调查该团连续发生拖枪投敌、干部反抗命令不听指挥等现象。
红5军团和红3军团、红1军团、军委纵队、干部团，分别进至安顺县的羊武、鸡场及紫云县坝羊一带。
24时，朱德以“万万火急”电令红1、3、5军团及军委纵队干部团首长：红军决速渡北盘江，先机进占兴仁、安龙地区，以利机动。并具体部署各军团自明14日起行动，红3、5两军团为右纵队，归彭、杨指挥，其任务在争取先机，由百层附近渡河进占兴仁；红1军团及军委纵队为左纵队，其任务在罗炎附近渡河，经册亨进占安龙。
红5军驻防绥靖、丹巴，大力开展政治、文化教育和文化娱乐活动，学习打骑兵、打堡垒、夜间战斗和强渡江河等战术。
★红五军团研学：为什么说宁都起义壮大了红军队伍极大地震动了反动当局？
客乡客韵客家人，用镜头发现它，记录它，保留它，分享它…… 讲好宁都起义的故事，讲好红五军团的故事、讲好西路军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