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过程中，红军大多数战役都是处于被动防守状态，敌军几乎一直在后方追击、追赶，红军很少能主动出击并打败军。然而，这种局面并非因为红军战斗意志不强，而是因为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所致。不过，尽管大多数战役如此，在这长征历程中，依然有一场鲜为人知却极具意义的战斗，那就是包座战役。

　　站在现代的视角来看，包座战役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然而，这其中又充满了必然性。所谓偶然，是指这场战斗本并不在初步战略计划之内，而是红军根据战局变化临时做出的调整。至于必然性，正是因为当时敌我形势交织，红四方面军若不采取行动攻占包座，可能会面临中国革命事业的巨大危险，甚至可能会使得整个长征过程出现阻碍，危及胜利的希望。

　　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充满了偶然与必然交织的谜团。人类无论多么努力，总是无法完全掌控历史发展的轨迹，正如我们无法预测一个六月的天气，或是孩子的成长变化。古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便是对这一现象最好的诠释。

　　懋功会师后的路线团与红一方面军第2师第4团在懋功会师，成功挫败了蒋介石的计划。对于红军及中国革命的前途来说，这本应是一次值得庆祝的胜利。然而，在欢欣鼓舞的背后，也潜藏着危险——张国焘此时拥兵自重，企图分裂红军，另立中央，这种行为仿佛是革命的背叛。

　　然而，张国焘并未认同这一战略。他提出了不同的计划，主张向南进攻，背靠青海，进而打通通往新疆的道路，寻求苏联共产国际的支持。这种思想虽然能在短期内解决红军的生存问题，但从长远来看，战略上将陷入巨大的困境。因为当时红军的宣传口号是北上抗日，而张国焘的策略显然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必然无法获得全国各党派和人民群众的支持。若只在四川和青海一带活动，不仅难以取得其他阶层的支持，而且红军的未来也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会师后，红军按照中央的决策进行分兵，分为左右两路军。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了重要会议，明确指出红军主力应迅速夺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东岸地区，并准备向东进攻。而此时张国焘仍然坚持向南推进，坚决不听中央的劝告。

　　8月24日，右路军的先遣部队成功穿越草地，随后在班佑附近的贡巴龙山击溃了张莱孝及部分藏兵。在勘察道路时发现，原计划从班佑到拉卜楞需要至少四天的时间，而通过巴西改道经包座则能直达甘南。和采纳了这一建议，计划变更路线。然而，胡宗南发现红军北上，派遣第四十九师向包座赶来，企图阻止红军，包座战役也因此爆发。

　　包座，意为枪筒，地形呈线状，易守难攻，尤其是松潘到甘肃的古道在其中蜿蜒交错。在此处构筑了强固的封锁阵地，使得红军的进攻变得格外困难。经过侦查后，决定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在敌人四十九师到达前，红军先行占领了求吉寺和大戒寺。

　　具体战术如下：红三十军二六四团佯攻包座的大戒寺，主力伏兵在包座西北的山林中，控制住河东岸的高地以准备对援军进行打击。红四军一部则攻击下包座的求吉寺，红一军待命于班佑地区。

　　8月29日晚，红二六四团通过激战清除了外围敌军，敌人残部撤回大戒寺。次日，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故意示弱，吸引敌援军前来救援。伍诚仁所率四十九师继续北上，进入红军设下的伏击圈。指挥红军通过车轮战进行集中打击，迅速分割敌军。

　　最终，红二六八团直取包座桥，成功将敌四十九师分割，敌军形成三段，无法自保。伍诚仁尝试组织反击，企图拖延时间等待援军，但红军以勇猛的白刃战击败了敌军的多次反扑。敌援军未能及时到达，包座的防线被红军突破。

　　经过八小时的激烈战斗，红军最终击溃了军的大部分有生力量，伍成仁被俘。然而，他趁夜色逃入包座河后失踪。与此同时，求吉寺的守军见大戒寺守军溃败，纷纷投降，红军取得了包座战役的胜利。

　　包座战役的胜利，红军击毙敌军4000余人，俘虏800人，缴获大量武器与物资。虽然红军付出了约2000多人的牺牲，且有八百余人受伤，但这场胜利打破了对草地的封锁，确保了红军能够顺利向甘南推进，也为日后的陕北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战役的胜利可归因于红军高层指挥的卓越判断与灵活战术。在作战前，充分掌握了敌我情况，熟悉地形，准确选择了攻击的时机与目标。此后，红军根据敌军的反应，迅速调整战略，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包座战役不仅是红军长征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保障。